丁文江人物生平 少时留学 1887年,三、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

民族:汉族

工作经历

二、巧遇伯乐 勤奋成才

丁文江与汉文地质科学名词的选用。虽然,在同治年间,我国就已有西方地质名着的中译本出现,但因为当时的译书者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为汉文地质科学名词打根基的工作还是到丁、章、翁时代才完成的。本来,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的主张与章、翁是根本对立的。章鸿钊主张,我国应全盘使用日本人所译的名词,不宜另起炉灶。丁文江则力主将地质学及其相关诸学的专门名词彻底的重新翻译,凡日本人的名词皆不要用。翁文灏的态度与章鸿钊较接近,翁氏认为:“……日本人既沿用中国的矿物旧名,我们自也可袭用日本的岩石新语。古生物与现代生物有密切关系,更不能好自立异,而且英法德诸文字都有许多名词互相雷同,科学界必须求节省时间,最宜免各分门户。中国所无者,中国自应通用,中国名词为日本所有者亦必接受……”[63]最后,丁文江采纳了章、翁的观点;到后来董常编《中英对照矿物岩石地质名词辑要》的时候,他便叮嘱董氏以章、翁的主张作为工作的主导方针,统一了地质科学名词。这也是科学史上一段从善如流的佳话。

1902年秋,东渡日本,不过未进正式学校,与反清的留学生多有接触,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大事年表

丁文江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图片 1

1920年7月23日,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被农商部重新任命,同时兼任矿政司第四科科长。[47]也就在此时,地质调查所修改章程,成为农商部直辖机关,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本来,我国地质机关由科而局而所,事实上迄与部署保存密切关系,所中之会计、庶务皆由部、科代办,而矿政司中关于地质事项亦皆由所主稿;但自1919年以后,“所中专门设备始渐增加,各种报告及论文亦均于此时开始出版。至民国十年,复得矿业界之协助,建筑图书馆,修理陈列馆,专门学术机关于焉粗具。”[48]关于报告、论文的出版。丁文江对发表学术论着,一向要求严苛,力求尽善尽美。此点,容后文阐述。1922年以前地质调查所编印的出版物主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和《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是不定期的综合性的地质调查报告集。其第1号印行于1919年7月,收入地质矿产报告5篇。其中,丁文江、张景澄《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田报告》,发表于《地质汇报》第1号之首。《地质专报》分为甲、乙、丙3种,为中国地质矿产矿床专着。《中国古生物志》由丁文江主编,创刊于1922年,分为甲、乙、丙、丁4种。甲种为植物化石专着,乙种为无脊椎动物化石专着,丙种为脊椎动物化石专着,丁种为古人类研究专着。前文已述,丁文江是中国教授古生物学的第一人。此外,他鉴于中国缺乏古生物学人才,就设法将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请到中国来任教,而民国时期有成就的古生物学家,多出自葛氏门下。关于地质图书馆,丁文江同样倾献了大量心血。现在的中国地质图书馆,是全国最大的专业图书馆,其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进步,可以说是“厥功甚伟”。该馆的历史,可上溯到1913年;前引1913年2月3日工商部致各省民政长征调图书函,当是最早有文字可查的图书馆建设工作。笔者据此函文风并当时工商部矿务司实际情形初步推断,此函出自丁文江之手。地质研究所开办后,设有图书室,每年均有购书经费。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图书室移交给地质调查所,地点在丰盛胡同三号。当时有图书室三间,有专门书刊约400余册。1919年,丁文江随同梁启超在欧洲访问期间,曾购置一批地质方面外文图书,并委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朱氏后来回忆说:“民国九年,他为地质调查所汇集有关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德文杂志图书,要我替他在德国选购,这样才和他开始通信。”[49]丁文江对地质图书馆最重要的贡献是由他发起募捐,建立了独立的图书馆馆舍。丁氏共从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单位和个人募集捐款3万9千余元。[50]当时实业界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为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经常在技术上给予他们很多切实的帮助:“不论是测量矿区图,或是地质图,化验矿质,决定打钻地点,只要是真正办矿的人,地质调查所都愿意帮他工作,帮他计划,个人与机关都不受任何的酬报。”[51]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此前中兴公司曾因井下涌水而导致499名矿工遇难,损失惨重;丁文江受邀前往调查,写出报告,并拟定了三口钻眼的位置和深度,使该公司得以复兴。新建的图书馆楼位于兵马司9号,于1921年底竣工,由德国雷虎公司设计建造,二层结构。工程完工时,尚有余款,便用其中的1万元购置图书,到1922年7月17日图书馆开幕时,共有藏书4000余册。

少时留学

再次到欧洲考察,9至10月访问苏联。

五、学有所成 回国建设

其次,地质研究所的存在,使中国地质教育延续下来。自1913年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停止招生,到1917年北大地学门恢复,这中间“中国教授地质者实惟地质研究所是赖”。[32]有了地质研究所,中国的地质教育才没有被割断。

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

主要成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目录
丁文江大事年表

此后,凡遇丁文江出差,所长一职通常由翁文灏暂代。如1917年丁文江奉派调查长江下游地质,9月22日,农商部就发布命令:“丁文江现出差,派佥事翁文灏暂行兼代地质调查所所长,此令。”[45]再如1918年底,丁文江陪同梁启超到欧洲从事民间外交,农商部便于12月14日发布命令,派翁文灏代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46]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一、丁文江与地质研究所

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回国任教

七、丁文江与中国矿业

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经费……[12]

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与大上海计划

前文已述,丁文江以重视实地调查着称。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国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花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他以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资格,走南闯北,用实际行动发挥着表率作用。1919年丁氏自谓:“……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54]黄汲清曾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而成就又远远超过徐霞客。今将丁氏主要调查工作胪列于下。

国籍:中国

考察学问

丁文江

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着动物学教科书。丁文江从事地质事业自与章鸿钊相识始。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3年6月丁文江离上海赴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与葛利普、德日进同行。其后再次到欧洲考察,9至10月访问苏联。“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丁文江在创办及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着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1913年,丁文江与F.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关于此次会议上讨论的学会章程,袁复礼曾回忆:“为了加强国内地质工作之间的联系,为了与外国的地质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换刊物,我和谢家荣于1921年冬提议成立地质学会(当时我和谢都是地质调查所技师,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副所长),于是丁、翁委托我和谢担任筹备工作,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起草后由葛利普教授修改,交翁文灏定稿。”[68]

1904年夏,受吴稚晖影响,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

学术贡献

十一、丁文江之死

从1912到1922年,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初创时期、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最早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成功创办;在这一时期,我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建立;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地质学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创立。此外,在这一时期,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学界先驱们的很多活动,包括调查事业的规划、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以及学术风气的培育等,都是有开拓性的,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位先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丁文江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这一认知,在民国时期是得到公认的。章鸿钊在回顾中国地质事业的艰难缔造过程时,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1]翁文灏说:“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2]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3]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4]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丁文江的这种作用和地位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定,反而在很多时候还遭到歪曲。甚至,现在很多地学界的人都不知道丁文江的名字了。在丁文江以身殉职70周年来临之际,笔者搜集到有关材料,撰写了这篇文章。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

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九、丁文江与北票煤矿公司

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69]

出生地:江苏泰兴县

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

四、留学7年在英国

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并身体力行。即使条件恶劣,也丝毫不放松。丁文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翁文灏曾对这种方法加以总结:

逝世日期:1936年1月5日

1902年秋,东渡日本,不过未进正式学校,与反清的留学生多有接触,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

三、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

这种方法,以后逐步成为中国地质学者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笔者曾较为深入地研究过丁文江的学生黄汲清,深深感到黄氏和他同辈的人在这方面实在是受丁文江影响很深。不独学生,就是同辈人如翁文灏也在这方面受惠于丁氏者极多。据翁氏回忆,他初识丁文江时,每次见面都会谈及西南考察的情形,于是引发浓厚的兴趣,也从此时开始觉悟:“中国地质学者正当以跋涉山川,开辟此学术的疆域引为己责。”[58]

学术贡献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八、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奋斗的精神,合作的态度,眼光的远大,领导的成功”,这是黄汲清对丁文江等先驱的评价。[74]这种评价,主要展示的是丁氏等人的人格魅力。在艰辛的初创时期,丁文江只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绝无竟尚私心,阿私朋好。他曾这样评论他的同事:“……而卒能稍有成绩者,鼓吹有张君轶欧,教育有章君鸿钊,组织有翁君文灏”[75]——不邀功、不掠美如此。因此,丁文江留给我们在人格方面的精神财富,同他在地质科学方面的贡献,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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